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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都是工具嘛。”
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
赵晓阳的话，如同晨钟暮鼓，在他脑海中反复敲响。
祁同伟索性另起一张稿纸，写下了第二个，也更加石破天惊的标题。
《发展才是硬道理——再论计划与市场的工具属性》。
写这篇文章，他下笔愈发谨慎，但观点却愈发锋利。
他巧妙地避开了意识形态的直接争辩，从最实际、最根本的角度出发，论述无论是“计划”还是“市场”，其最终目的都应该是，也必须是服务于“发展”这个唯一的核心。
他引用了南方谈话的精神，旗帜鲜明地提出，必须破除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无谓争论，要大胆地用好“市场”这个工具，让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要素都彻底活跃起来！
两篇文章，一论“器”，一论“道”。
当写下最后一个句号，祁同伟长长地吐出一口气。
他感觉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，但精神却亢奋到了极点。
他将两份稿件工工整整地誊写好，装入一个牛皮纸信封，寄给了自己的恩师高育良，请他把关。
随后，高育良的回信到了。
信封里，是两份被他细心修改过的稿件，每一处修改旁都有批注，文末更是签上了他自己的名字并写下了推荐语。
这无疑是一块分量十足的敲门砖。
另一封单独的信里，高育良高度肯定了祁同伟在逆境中没有沉沦，反而选择用理论研究来武装自己的做法，并给出了投稿建议：
一篇，寄往汉东省委机关刊物，《汉东工作》。
另一篇，则寄往汉东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，《汉东时报》。
祁同伟也是欣然的接受了老师的建议。
将两篇稿件分别寄出去之后，祁同伟像是完成了一个神圣的仪式。
至于结果，他已经不去多想。
这更像是一场他与过去的自己，所做的彻底告别。
半个月后，波澜乍起。
《汉东时报》的理论版，用半个版面的醒目位置，刊登了那篇《论苏联解体后我国面临的技术引进机遇》。
文章一出，立刻在省内，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群体中，引起了剧烈的震动。
缉毒大队，队长办公室。
大队长把报纸“啪”地一声拍在桌上，看着眼前的祁同伟，眼神无比复杂。
“你小子，藏得够深啊！不声不响，给我搞出这么大个动静！”
祁同伟立正站着，不卑不亢：“大队长，只是一些业余时间不成熟的思考。”
“不成熟？”大队长哼了一声，“省社科院好几个老专家，电话都打到报社去了，到处打听你这个‘祁同伟’是何方神圣！你管这叫不成熟？”
他话锋一转，又流露出担忧：“不过同伟，你一个搞刑侦的，去谈国际局势，谈技术引进，这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？小心扯着。”
祁同伟没有辩解。
他知道，大队长是为他好。
可他，已经不想再那般小心翼翼了。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一周之后，省委机关刊物《汉东工作》，也刊发了他的第二篇文章。
如果说第一篇文章只是引发了热烈的讨论。
那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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